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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孝宗赵昚其实是个平庸之辈,为什么能有一个好名声

他的诗你肯定背过, 他的苦逼你未必能理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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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孝宗赵昚当然有一个好名声,但说他是一个平庸之辈,可算是冤枉他了。从建炎南渡到崖山海战,南宋152年里的9位皇帝大多数都过着偏安一隅、苟且偷生的日子;但并非没有出现过极有作为的皇帝,他就是南宋第二位皇帝——宋孝宗赵昚。

背负太多骂名,人们却忽略他的政治手腕,一个梦就解决了太子之争

赵昚还在做藩王时,岳飞就极力夸赞他:“社稷得人矣!”高宗禅位于他时,又满意地说:“吾付托得人!”他即位后,被盛誉为“英明之主”,《宋史》更是赞扬他为:“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。”

面对内忧外患,赵昚励精图治、补偏救弊,又勤政节俭。他在位期间,朝堂稳定、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,出现了“乾淳之治"。可以说,赵昚的好名声,正是靠其功绩获得的。我将从3个方面具体说说他在位期间的功绩。

01宋孝宗对外积极备战,锐意雪耻

宋孝宗与宋高宗,虽是养父子关系,但情同骨肉。因而孝宗死后获得了一个孝字的美谥。尽管高宗孝宗父子关系融洽,可是他们对待金军南下的态度大不相同——高宗屈膝乞和,孝宗慷慨主战。

1161年秋天,金朝海陵王率军南下,两淮失守,形势危急,被立为皇子不久的赵昚不胜其愤,痛斥逃跑之议,请求率军先行。只因王府直讲史浩告诫:“太子不宜将兵!”赵昚才未带兵出征。但他仍跟随高宗前往建康,并“遍识诸将”。孝宗每次侍候高宗,必力陈恢复大计,然而高宗的回答是:“俟老者百岁后,尔却议之。赵昚口头上虽“自此不复敢言”,可内心里根本不服气。

赵昚在1162年6月即位后,便声称:

“家有不共戴天之仇,朕不及身图之,将谁任其责?”

他急于报“靖康之仇”,立即昭雪冤死之将岳飞,召见主战之臣张浚。不少人对张浚有微辞,高宗也劝告他不要相信张浚的虚名,但孝宗非常坚定:

“脱倚魏公(即张浚)如长城,不容浮言动摇。”

他在1163年正月,任命张浚为枢密使兼都督江淮军马,负责主持北伐。这年四月,张浚坐镇远离战场数百里之外的扬州,6万宋军渡过淮河,很快攻克灵壁(今安徽东北部宿州境内)、虹县(即今安徽泗县)以及宿州州治符离(今安徽宿县)。捷报传来,孝宗兴奋地说:“十年来无此克捷。”

可是,十万金军在当年五月反攻符离,李显忠、邵宏渊两位主将不和,宋军全线败溃,士卒死伤甚众,资粮器械皆弃。符离惨败后,孝宗仍耻于言和,但又不得不和。宋金双方经过反复交涉,于1164年冬天达成停战协议,史称“隆兴和议”。这个和议与高宗时的“绍兴和议”相比,金朝与南宋在名分上由君臣之国改称叔侄之国,南宋向金朝提供的岁币由银、绢各25万两、匹,减少到银、绢各20万两、匹。

孝宗素来以对金言和为耻。他对隆兴和议当然不满,此后仍时刻不忘攻取中原,其主要表现有两点:一是依靠虞允文北伐;二是加紧训练军队。孝宗积极备战,始终试图北伐。他在乾道、淳熙年间,先后五次大规模检阅军队。每当大阅那天,孝宗“亲御甲胄,指授方略”;将士“戈甲耀日,旌旗蔽野,师众欢呼,坐作击刺,无不中节”。孝宗一再向大臣表示:“朕不忘恢复,欲混一四海。”

02对内励精图治,爱才守法

宋孝宗励精图治,表现在各个方面。从政治上说,他刚即位便下诏广开言路,号召士庶陈述皇帝的过失、朝政的缺遗,要求官吏反映百姓的休戚、民间的利病,并宣布建议可行者有赏,意见不对者无罪。孝宗把每天亲自批阅奏章比喻为:

“朕胸中每日走天下一遍。”

当时,臣民直言极谏,孝宗开听怀纳,号称主圣臣直,朝政失误较少,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爱惜人才,提倡守法。

孝宗思贤若渴,于史有名。朱赢曾经说他是:“有志于天下,要用人”。而孝宗时人才已不及高宗时,难怪人们叹息:

“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。而无恢置之君;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,而无恢复之臣”。

孝宗有所作为的理想与人才不足的现实差距太大,他不禁感慨系之:“自家不如个孙仲谋,能得许多人。”更加深切地感到人才的重要。孝宗曾在书桌上写下一个极大的“将”字,渴望得到唐朝薛仁贵那样的良将。他甚至迷信十足地焚香向上苍祷告:“愿天生几个好人,来辅国家。”

孝宗认为:“平稳无才略之人不难得”,在他看来,真正的人才首先必须有道德,他强调朝廷不应当专门以才取人。他说:“才有君子之才,有小人之才。小人而有才,虎而翼者也”。其次是应当务实,孝宗认为“为治在于任人,任人在于责实”。并指“最不可以言取人”。他曾多次斥责士大夫“平日读书不见于用”、“好高论而不务实”,主张推行总核名实之政。

再次是不刻不谬。孝宗认为:“有才者多失之刻,慈善者多失之谬”,应当“有才而不刻,慈善而不谬”,所谓“刻”,即是苛求于人,而谬则是差错百出。至于如何对待人才,孝宗不以小过责人,主张“用人不当求备,知礼者必不知刑,知乐者必不知刑”。

在人才的使用上,孝宗认为应当公平合理。他说:

“朝廷与人官爵,尽归至公,人谁敢怨。若徇私轻与,得者固喜,而怨者必至。惟至公可以无怨。”

鉴于当时重文臣,轻武将之弊,孝宗强调“治体不可有所偏”,“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,不可专于一”。针对宋代士大夫结党营私的陋习,孝宗强调“用人不可分别党与”,他说:“朝廷所用,止论其人贤否如何”。为了扭转官员重内职轻外任的风气,孝宗采用“更出送入”,相互交换的办法,并作出“未历州县,不得居清要,未任监司,不得居郎曹”等一类规定。

要做到公平合理,关键在于用人不徇私,官职不轻授。孝宗一再强调只能为官择人,绝不为人择官。他采取措施,裁跌冗员。而且特别注重选用地方官。对于地方官,他不仅慎于选用,而且严于考核。他要求监司必须按期向朝廷报告州县长官的政绩并给予奖惩。

孝宗号称严于守法,务在必行。他要求大臣“当谨法令,无创例以害法”。鉴于当时官吏往往用例以废法,孝宗主张守法以废例。所谓“例”,是临时制定的条例,以补充法律的不足。宰执依法办事,孝宗予以赞赏。他处理朝政,遇到疑难,每每询问宰执:“于法如何”,如果回答是“在法不许”,他马上表示:“国有宪法,朕不敢废”。

即使必须临时制定法令,也必须反复审核,要求大臣再三详加思虑。他还下令编纂并颁布了一部法律文书汇编——《淳熙条法事类》。在法律推行过程中,孝宗反复强调两点:一是出以公心。张默是孝宗生母的亲堂侄,要求破例晋升,遭到孝宗拒绝。张闻礼是太上皇后的侄女婿,请求破格提拔,孝宗照样不许。二是宽猛相济。孝宗强调罚必当罪,但又认为宋朝执法失之于宽。他甚至批评祖宗家法:

“国朝以来,过于忠厚,宰相而误国者,大将而败军师者,皆未尝诛戮之。”

孝宗虽然认为不能矫枉过正,而应宽猛适中,可是又偏向于重赏重罚。贪官便是孝宗重罚的主要对象之一。他即位之初,就下诏要求地方官“毋滋讼狱,毋纵吏奸,毋夺民时,毋掊民财”,并且宣布“有一如此,必罚无赦。”

当时,不少官吏办理公务,“贿赂未至则行遣迂回,同难不已;所求如欲则虽不可行,亦必舞法,以遂其请。”针对此种积弊,孝宗下令鼓励人们予以检举。一经查实便“重置于法”。孝宗规定官吏贪污除籍没家财外,还要杖脊刺配。

孝宗在位期间,官场作风较好,在“馈赂公行,熏染成风”的南宋后期,人们对此自然不乏眷恋之情,据鸿儒真德秀在理宗朝时就回忆说:

“乾道、淳熙间,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,受任于外者以包苴人都为羞。”

03宋孝宗重视农业生产,带头厉行节俭

宋宗孝认为“理国之要,裕财为重”,他指斥责大臣讳言财务。为了纠正这一偏向,孝宗在1166年12月决定,宰相兼制国用使、参知政事同知国用事,切实负责理财。而他本人则每月批阅财赋册,亲自过问这方面的事务。孝宗自称:“以会子之故,几乎十年睡不着。”他惟恐纸币发行过多,引起物价猛涨,不许滥印纸币,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、重于现钱。他甚至打算停止印行纸币,这显然太偏颇,又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。

孝宗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政绩在于重视农业生产,减轻农民负担,带头厉行节俭。他痛斥“近世士大夫多耻言农事”,强调“农事乃国之根本”。他每年“自中春农事兴,即忧水早,直到十月米谷上仓,然后放心”,一旦得知“今夏蚕麦甚熟,丝及米价极贱”,立即高兴地说:“此甚可喜!”他还种麦、养蚕于宫中。在孝宗的倡导下,士风为之一变。地方官无不留意民事,普通关心农业生产。

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,孝宗多次下诏要求各地兴修水利。金华县丞江士龙采用农民出力、地主出粮的办法,动员民工两万七千多人,兴修水利837所,使两千多顷农田受益,受到孝宗嘉奖。而江东提举潘甸、淮东提举叶翥等官员则因修水利失职被降官。当时兴修的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有太湖堤、淮东捍海堤,高邮定应长堤、真州陈公塘等。浙西围湖造田成风,有碍水利,孝宗坚决予以制止。孝宗在位期间,由于“水利之兴,在在而有”,因此“年谷屡登,田野加辟”,史称“虽有水早,民无菜色”。

为了减轻农民负担,孝宗禁止非法聚敛,下令减免赋税。“羡余”便是当时盛行的一种非法聚敛,官员把额外盘剥得来的钱财献给朝廷,以便升官,孝宗说:“今之财赋岂得有余,今后若有献,朕当却之”,他拒绝了某些官员奉献的羡余,用来代民纳税,并下诏申严羡余之禁,违者从重惩处。

南宋在同金军作战期间,以筹措军饷为名,增加了不少苛捐杂税,如经总制钱等,停战以后理当废除。孝宗多次表示“税赋太重,朕欲除减,但有所未及,当次第为之”。他全面废除苛捐杂税的许诺虽然成为空头支票,但也确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。如当时地方官向农民预借第二年的赋税,名曰借而终无还,孝宗便下令严禁这种预借。至于在局部地区,临时减免赋税的事利更多,如1176年免除四川关外五州和籴一年,第二年又免除整个四川地区和籴一年。

当时上行下效,民俗多尚奢侈,才遇丰年,则华饰门户,鲜衣丽服。孝宗对此颇为不满,下诏禁止奢侈,他发现“习为奢侈者,在民间绝少,多是戚里中官之家”,决定有官者如违犯禁令,从严惩处。他还发现“奢侈皆由贵近之家仿效官禁,以故流传民间”,又决定革除奢侈,从宫禁做起。

至于孝宗本人,号称“勤俭过于古帝王”,他即位前,对声色无动于衰;即位后,仍自奉较薄,平时常服浣濯之衣,不吃肉,即使宴请宰执大臣也不具珍馔,更不大兴土木。由于他“未尝一毫妄取,亦无一毫妄费”,又不轻易赏赐大臣,因而内外积钱甚富,金帛山积。到1183年8月,孝宗设立的封桩库积攒钱财多达三千万缗,由于年深,以致贯朽。

04小结:壮志未酬的宋孝宗

总而言之,孝宗不仅锐意攻取中原,而且在历史上以爱才、务实、守法、重农、节俭而著称。他在位期问,政治相对清明,生产有所发展,财政比较充裕,军事实力增强,有“小元祐”之称,是南宋历史上的黄金时代。不过,南宋这时呈现出偏安的小康局面,问题仍然不少,特别是孝宗攻取中原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。

宋孝宗壮志未酬,有客观原因,也有主观原因。他可谓生不逢时,他继承的是高宗遗留下来的烂摊子,不仅“财屈、兵弱未可展布”,而且谋臣猛将凋敝丧尽,问题成堆,很难理顺,他的对手又是有“小尧舜”之称的金世宗,宋金双方军事力量几乎势均力敌,谁也休想侥幸战胜谁,因而孝宗“用兵之意弗遂而终”。

历史上宋孝宗赵昚有多少个儿子都叫什么

说到宋孝宗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知道的,宋孝宗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皇帝,南宋时期,开国皇帝是宋高宗,但是,宋高宗并没有什么贡献,只是顾着自己的艺术画画,宋高宗驾崩后由于自己后宫没有了子嗣,不得已把皇位让给了宋太祖的后代宋孝宗。宋孝宗在位期间,贪官污吏减少了很多,而且宋朝的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,那么,当时的宋孝宗有多少个儿子呢?都叫什么?具体的一起来看看吧!

南宋宋孝宗赵昚简介:赵昚公元1127年11月27日出生,本名赵伯琮,入宫时更名为赵瑗,过继高宗时更名为赵瑗,立太子时更名为赵昚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,高宗让位于赵昚,是为宋孝宗,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的长房后裔。宋孝宗在位27年,淳熙十六年(1189年)孝宗逊位,让位与儿子宋光宗赵惇。绍熙五年(1194年)孝宗病逝,终年68岁。葬于永阜陵。基本上,孝宗是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。

孝宗赵昚共有4个儿子,他们分别是:

庄文太子赵愭(1144—1167),宋孝宗嫡长子,郭夫人所生,封邓王。(乾道三年薨)

魏惠宪王赵恺(1146-1180),宋孝宗次子,生母为郭皇后。

宋光宗赵惇(1147年9月30日-1200年9月17日),孝宗第三子,生母为郭皇后。

邵悼肃王赵恪,宋孝宗赵昚的第四子,生母为郭皇后。

赵愭简介

赵愭(1144年-1167年),宋孝宗嫡长子,郭夫人所生。原名赵愉,补右内率府副率,赐名赵愭,除右监门卫大将军、荣州刺史。宋孝宗为皇子时,赵愭为蕲州防御使。宋高宗禅位宋孝宗,赵愭为少保、永兴军节度使,封邓王。乾道元年(1165年),立为皇太子,三年(1167年)秋,太子病薨,年二十四,谥庄文太子。

赵恺简介

赵恺(1146-1180)宋孝宗次子,生母为郭皇后。初补右内率府副率,转右监门卫大将军、贵州团练使。孝宗即位,拜雄武军节度使、封庆王。赵恺自幼聪颖,为人宽宏厚道。虽出身富贵,但性不骄矜。七年(1180),死于明州,赠淮南、武宁军节度使、扬州牧兼徐牧,谥惠宁。

赵惇简介

宋光宗赵惇(1147年9月30日-1200年9月17日),宋朝第十二位皇帝(1189年2月18日—1194年7月24日在位),宋光宗是宋朝所有皇帝中比较昏庸的一位。在位5年,享年53岁,死后谥号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。

赵恪简介

宋朝第十一代(南宋第二任)皇帝宋孝宗赵昚的第四子,生母郭皇后,赵恪在父亲孝宗即位前后就已去世,乾道二年(1166年)九月辛酉,宋孝宗追封赵恪为邵王,谥号悼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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